k8凯发正式开始之前，加加大心里一直没底，因为担心大家嫌麻烦不来，她没有强制要求大家都穿黑色系出席。但当天到场的人几乎都穿了黑色系，有人为了保持一致，还用黑色的垃圾袋做了一件衣服。

　　回忆起自己店铺闭店的过程，加加大遗憾没能好好告别，特别是当时那个牛油果形状的灯箱招牌。无论是上面的字母还是形状，她都花费了很多心思设计，但拆的时候，这个寄托了她很多情感的招牌被无情丢在地上，「在别人眼里，不过是垃圾而已。」

　　作为一种心理补偿，从2020年开始，加加大陆陆续续收集一些倒闭店铺的招牌，

　　怎么收集招牌？一度成为加加大头疼的问题，她开玩笑地说，「我也不可能等在那里，问别人什么时候倒闭吧。」

　　后来她就想了一些办法，除了人工扫街，她还联系了做招牌的广告公司，后者去装招牌的时候往往也会拆招牌；遇到一些收废品的三轮车，她也立马警醒地追上去，查看是否有自己想要的招牌。

　　这些经过风吹日晒、油污熏染的招牌，往往都很脏。为了场地成本，被安置在加加大的阳台和储物间，以至于她母亲每次来都说她这里像一个垃圾堆，并问她到底要拿这些招牌怎么办，「我也觉得要给这事一个交代，这个交代就是办展嘛。」

　　经过3个多月全职无休的准备，名为小店追悼会的展览终于开幕了，那些被人当做垃圾丢弃的招牌被重新排列，作为承载人们开店故事的载体被重新审视。

　　虽然叫小店追悼会，但加加大不想把它做成很「阴间」的样子，为了消解「葬礼」的恐惧，她和团队加了很多黑色幽默的元素进去，灵位牌是用桌号牌的样子，花圈则是盖剩菜的罩子改良的，还将带菜名的招牌切割成一盆盆硬核的「菜」……

　　开幕那天，加加大还请来唢呐手、以及广场舞天团来烘托气氛，领舞队的阿姨偷偷告诉她：「姐妹们从来没接过这种单。」虽然现场舞步不齐，音乐也时常卡顿，但在800平没水没电的废弃空间里，一切荒诞看起来都是合理的。

　　加加大一开始以为，闭店是很悲情的事情，毕竟一家人的生计都在那上面，但接触下来，发现这些小店的主人很少有唉声叹气的k8凯发，对很多店主来说，闭店并不意味着世界末日，只是另一种生活的开始。

　　店的店主告诉她，自己基本每个月都要报一次警，因为晚上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人进来，取不出东西，就开始砸机器，甚至点火。他每天早起第一件事就是看监控，几乎每天都是提心吊胆的状态，最后关店时，其实是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k8凯发。

　　邓姐卤菜的主人也是一位豁达的店主，她在菜市场的档口支起一个卤菜摊。一做就是七八年，她留给加加大的印象就是豪爽与自信，加加大买菜路过时，经常被这位邓姐叫住：「哎你尝一尝嘛，好吃你再买。」

　　邓姐的老公是一名保安，为了供两个孩子上学，她自费学了卤菜，关店一是因为摊位租金上涨，二是孩子已经大学毕业工作，劳累多年的邓姐准备休息一段时间后「东山再起」，去别的地方继续开店，她是这样形容自己的：「我可是一个事业心很强的女人。」

　　令加加大印象深刻的还有一家打印店k8凯发，这间店的转租文案是：家带店转让。加加大一开始不理解这是什么意思，接触后才发现打开店里的一扇门，后面是这家人的厨房和卧室。

　　小店开了20年，他们也在这里生活了20年，见证了一座城市的经济发展。这家店最初卖的是小灵通电话卡、传真机的、DVD等，后来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他们的业务也开始更替，成为打印、数码照相一体化的小店。

　　开店是为了孩子上学，这家店离他们孩子的学校很近，夫妻俩就在这里边做生意边陪读，这家店也见证了他们孩子的成长，关店也是因为孩子上学，店主的孩子考上了一个很好的大学，不在成都了。

　　对照自己的匆匆逃离，为了让店主和小店有个正式的告别仪式，加加大特意给这位店主拍了一张对门面挥手的照片。

　　开店的原因各有不同，关店则则都是因为亏损。据加加大观察，这些店主整体投入都在10万以内，对有些人来说只是作为一个副业，即使亏也亏不了多少，所以很多人对于关店并没有特别的伤感，「不至于说，亏了之后就倾家荡产了。」

　　展览总共持续了三周，结束时加加大投进去的10万块钱亏了一半。这个亏损是在加加大预料之内的，她本就不为获利，做这件事是为了满足自己精神方面的需要。

　　「我其实是在为自己的爱好买单，只不过我的爱好不是买衣服或者吃喝，我的爱好就是要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等于我拿几万块钱去做了一件我喜欢的事情。」

　　加加大觉得这种「消费」是非常值得的，她形容做喜欢事的兴奋不亚于有人买了一个奢侈品包或者表，有一种很大的满足感。「我的人生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非常需要取悦自己。」

　　最开始收集招牌时，加加大并不清楚自己要做什么，她只是觉得这样做会让自己开心。

　　那时她刚从一家令她心力憔悴的公司辞职，离职前她已经是公司的创意总监，老板为了挽留她，提出可以给相应的股份并将她升职为合伙人。即使如此，加加大也对这份工作没有任何留恋了。

　　她的前司是一家内斗非常严重的公司，有着非常复杂的人际关系。两个合伙人情绪不稳定到能直接在办公室打起来，对下面做事的人也经常习惯性的折磨，一旦有需要加班的项目，合伙人就会要求所有人加班，即使没事干，周末也必须要在公司坐着。「他们俩就喜欢折磨人，因为他们是一个不快乐的人，所以他们也要别人不快乐。」

　　加加大的外婆猝死噩耗传来时，她第一时间和公司请好假并交代好了手头的工作，两个老板当面让她安心回家，没想到当她回到家里，却被告知手头的方案不合格，要求加加大当晚必须重做，也就是要她在灵堂加班。

　　「我当时整个人及其悲痛，也对他们的要求无比震惊，第一反应是辞职，破口大骂，但权衡了很多事情后，我做了一个我后悔至今的决定，我同意了重做，窝在外婆的卧室里，一点一点的改PPT，没有去守夜。」

　　加加大前后共辞职了两次。「我牺牲的大量时间让我失去了很多，导致我后面就对上班，对职场有一种很深的厌恶。」

　　受限于权力不对等，打工人很难对各种无理的要求说不，身在职场似乎只有妥协和辞职不干两条路可选，但这种妥协带给人的伤害是无法衡量的。

　　因为工作带来了太多伤害，加加大一度不想上班，也不知道要干什么。当时的她觉得也没有地方可去，成都的公司都接触了解过，去上海则可能需要从基层做起，职业似乎走进死胡同。

　　特别焦虑时，加加大开始酗酒，3天左右喝一瓶威士忌，身体也因此长胖了20斤，整个人都是肿的。

　　这样独自疗伤的时光持续了整整一年。那段时间里她一边写着不挣钱的公号，一边收集着小店招牌。这些看似没有什么用的事情，却是她灰暗生活的一道小甜点。

　　大学毕业后，加加大在上海的一家广告公司上班，那里加班很严重，通常到家时已经是凌晨一两点，到家也不能休息，还要想三四个创意，第二天会上讲，如果想不出则会被骂。

　　此外，她当时的公司有两个创意总监，职权并不是那么明晰，经常一个方案要做两个方向。工作量变大的同时，也增加了内耗，「做完了一个，可能另外一个（总监）又有意见。」

　　不到一年，加加大对广告的热爱就没有了。「整个过程我觉得压力非常的大。就感觉在那上班很痛苦，感觉我不喜欢广告了。」尽管这是她高中时就确立的职业梦想，为此她大学还特意选择了数字传媒艺术专业。

　　正好此时，有朋友喊她一起在成都开店，有了看似更自由的选择，离开职场的念头就变得很强烈，「当时就觉得这份工不能再做了，就马上辞职了。」

　　加加大开的是一家鲜榨果蔬汁店，这种商业模式在当时的上海很红火，每天都有人排队买。她觉得自己开店也能每天卖很多杯，然后赚很多钱。

　　但开店没多久，加加大就被一个月一万五的租金压得喘不过气来，每个月挣的钱都要用来填这个坑。虽然小店也有一些忠实顾客，比如上海汤臣一品的业主愿意出900多的运费，舍近求远地购买加加大的产品。

　　「它没有经历春夏秋冬，它主要经历冬。」再提起自己在2015年开店的经历，加加大能总结出很多必然会失败的地方。比如开业在冬天、门店位置人流也不足等。但当时就一门心思想逃离职场，一刻也等不及地要开店。

　　真的开店后，加加大却感觉比上班还痛苦。因为经验不足，她没有设置店休，一周七天都要工作，「所以当时就感觉跟和坐牢没区别。」天天都在亏钱，也让她没有心思去经营，到后期就她开始不想去店里，因为觉得去了也没人来。

　　在亏了很多钱后，加加大只能关闭了门店。当招牌被大锤砸下的那一刻，这家小店的生命就结束了。

　　但这次创业失败带来的挫败感，却久久地困扰着加加大。「我有一种巨大的挫败感，觉得自己太丢脸了。店开成这样就感觉很没面子，虽然也不知道对谁没面子，但你看别人都好好的上班，你来搞这些事情，然后灰溜溜地结束。」

　　当时的她觉得，每一个路过门店的人似乎都在提醒着她很失败。关店时，冷藏柜、净水器，以及她精心挑选的音响都没有带走，她开着车只带走一些瓶瓶罐罐，「感觉我是逃命一样，离开了那家店。」

　　对加加大来说，办展虽然没有赚到钱，但也算是给自己开店这件事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是对过去挫败感的一种和解与消化。「如果你现在还过得非常烂，你肯定不想再回头，你会觉得你整个人生都很烂。那个时候（办展时）我已经可以直面我的过去了。」

　　受限于传统认知对「葬礼」的避讳，这场展览没有任何媒体宣传，尽管如此，社交平台上，#小店追悼会#线W+，并成功为线余人。

　　这件看起来不必要也没有用的事情，却意外给加加大也带来了一些实质的好处，比如获得了一些业内的认可和奖项，也为自己的工作室吸引来了一些甲方。

　　更多的精神食粮来自网上，人们毫不吝啬地表达着对这场活动的喜欢，令加加大印象深刻的是很多人都表示，在主流叙事里，大家都过得很好，也很开心，但现实可能是倒闭常有，做事很难。

　　为倒闭小店办葬礼，而且做成加加大所说的那种「风光大葬」，某种意义上也是对失败的认真呈现和坦然接受，它是稀缺的也是必要的。

　　展览虽然结束了，但加加大想把「废品」的概念一直做下去，她一直对一些看似边缘的、小众的事物感兴趣。

　　做小店追悼会之前，她曾连续好几天都去麦当劳，只为观察吃麦当劳剩饭的群体。她发现这些吃住在麦当劳的人，其实是有组织的，还会分片区。「这些人其实不是真正的流浪汉，更像是离家出走，但他不会和你分享自己的故事。」

　　为了搞清楚这些人吃的是什么，她也会去翻找别人吃剩的餐盒，并最终将这个故事做成了创意概念「麦难民盲盒」。加加大觉得在麦当劳流浪的这类人也属于「废品」的范畴，

　　「废人」是她接下来想做的一个项目概念。「因为我周围聚集着一帮没有在上班的人，但并不是他们能力不行，大家只是想逃离上班的这种生活状态，看看有没有别的方式能够让自己生存下去，因为可能上班会给他们带来各种创伤吧。」

　　加加大坦诚自己也是一个废人，「因为从小被家里打压吧，就是家里人从来没有认可过我的事情。」

　　上学时，加加大画画很好，想考美院，但家里人并不同意，在后者的偏见里，艺术生学习都不好。第一次开店失败后，她父母的态度也是别再做生意了，「你没那个头脑。」一年挣多钱则是她父母衡量成功和失败的最主要标准，没挣到钱就是「一事无成、没有用。」

　　做小店追悼会这件事，她父母也不理解，即使后面有了很好的反馈，但在她父亲眼里这依然是一件失败的事情。

　　上班后，她的提案也曾被一个甲方称之为「垃圾」。上了多年的班，却很难获得成就感。以自己的经历出发，她想把这些不上班的人聚集起来，具体什么形式虽然没有想好。

　　但她已经确定要从另一个标准去衡量一个人的价值。比如来个技能大赛，会疏通马桶的那种也算。「可能你是一个不上班的人，但你也是有闪光点的。」

　　在她看来，废人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她早已经不在意世俗的评判。「我的人生价值不在于废不废，而是在于我过得开不开心，如果我作为一个废人很开心，那我觉得做个废人也可以。」

　　不上班的加加大，在成都街边开了一家工作室。她计划邀请一些人来自己工作室那里，不想上班的或者已经辞职的都行，也不用特意做什么，一起打打游戏，浪费时间没关系，做个废人也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