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格k8凯发南摄影师的“器材观”
发布时间:2024-05-26 07:45:39

  k8凯发谁会不爱器材呢?自从来到马格南图片社学习,我被身边和网络上爱好摄影的朋友们问到最多的问题之一就是:“马格南摄影师都使用什么器材?”

  但这是个没法回答的问题。因为我见到的马格南摄影师似乎都在使用不同的器材,胶片、数码k8凯发、其他媒介都有人使用,不同画幅、不同品牌、不同的工作流程,总之每个人都不一样,可能“不一样”才是马格南摄影师唯一的共同点。

  虽然没办法直接给出答案,但我想可以从这个问题出发,来聊聊马格南摄影师们的“器材观”。

  不知道大家是否和我一样,总有一种奇怪的“错觉”,好像大多数马格南摄影师都使用徕卡旁轴相机(M系列)或者镜头。说是错觉,确实如此,因为在我遇到的马格南摄影师中,使用徕卡相机的比例似乎极低,除了约瑟夫·寇德卡(Josef Koudelka)和斯图尔特·富兰克林(Stuart Franklin)常年背着徕卡相机之外,并没有看到其他摄影师对徕卡有特别的偏好。反而是富士、尼康、佳能这些品牌的出镜率似乎更高,艾明·约兹曼(Emin Özmen)是富士的合作摄影师自不必说,他一直使用富士中画幅 GFX 系列搭配 X100 系列使用,彼得·范·阿格特梅尔(Peter Van Agtmael)的主力设备也是富士 GFX。马克·波尔(Mark Power)喜欢使用阿尔帕加上飞思后背的系统,马丁·帕尔(Martin Parr)和埃里克·索斯(Alec Soth)也都更偏爱大画幅相机。杰罗姆·塞西尼(Jérôme Sessini)总是背着他的佳能 R5 和几支同品牌镜头,他现在也是佳能的品牌大使。安托万·达加塔(Antoine dAgata)近年的一些项目更是转向了热成像相机。乔纳森·本迪克森(Jonas Bendiksen)倒是经常使用徕卡相机,型号是相对不那么大众的徕卡 SL2。

  在我的同学中,也只有我和来自韩国的同学使用徕卡 M 系统,其他七位就简单的分为了“索尼党”和“富士党”:三位使用富士 GFX 系列、四位使用索尼 α7 系列。

  所以我就在反思,马格南摄影师使用徕卡的错觉来自何处?可能除了几本与徕卡有关的摄影书里,总是或多或少提到马格南摄影师外,亨利·卡蒂埃 - 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的徕卡相机和 50mm 镜头的深入人心也是原因之一吧。

  其实我们也很好奇马格南摄影师们使用什么器材,所以每次大师课,都会询问有关器材的问题k8凯发,比如“为什么要选择某种器材?”“为什么选择数码或胶片相机?”又或者是“某种器材对你的拍摄项目有什么影响?”渐渐地,我似乎找到了一些马格南摄影师具有共性的“器材观”。

  马格南摄影师分为两类,一类是从胶片时代过渡到数字时代的“老摄影师们”,另一类是和我一样,出生于数字时代的“新生代”。但是无论哪一类,对于数码相机和胶片相机对比这个问题的答案都出奇的统一,那就是“数码相机在实用性上优于胶片相机,但它们互相之间并不存在竞争或者替代关系”。

  大多数拍摄战地或者冲突事件的摄影师,都喜欢使用可以自动对焦的数码相机。这也很好理解,在瞬息万变、风险极高的战场或者冲突现场,速度和稳定就是一切,拍到一定好过拍不到。所以具备各种冗余功能的数码相机当然是第一选择。比如杰罗姆·塞西尼就是从胶片时代的雅西卡(Yashica)和康泰时(Contax)走来,如今他也在使用佳能数码相机。我在询问他为何从胶片改用数码时,他的回答非常真诚,“现在胶片的底片和冲扫成本都太高了,而且数码相机已经足够好,甚至更好,为什么我还要用回老胶片相机呢?”实际需求才是选择的第一原因。

  而那些以创意、纪实项目创作为主的摄影师中,选择数码相机还是胶片相机似乎更多原因来自于习惯和爱好。有人习惯了使用胶片相机,即使觉得现代数码相机更加便捷也懒得更换,毕竟他“不需要拍得那么快”;有人觉得习惯了使用数码相机,不理解为什么还要使用“文艺复兴时期的产物(玩笑话,意指胶片的复古潮流)”。但没有任何一个人觉得选择数码相机或者胶片相机,会影响最终的产出结果或者呈现效果。

  马格南摄影师似乎对于品牌没有特别的倾向,就如前文所说,用什么品牌相机的人都有。在这件事上,爱好者们常常挂在嘴边的“鄙视链”是不存在的。没有人会从品牌出发,去讨论器材的优劣。

  除了品牌合作外,很多摄影师在选择品牌时带有如同缘分一般的随机性。马克·波尔选择阿尔帕和飞思的原因居然是认识在这两个品牌工作的朋友,所以先借用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品牌想起来这些外借的设备时,他发现自己已经习惯了这个组合。而斯图尔特·富兰克林使用徕卡系统的原因,则是最早进入报社做摄影记者时,报社配备的相机就是徕卡。所以习惯才能成为自然。

  虽然目前使用手机拍摄严肃项目的马格南摄影师还不多见,但是他们都不排斥手机摄影这件事,特别是将手机作为日常生活记录的工具。格奥尔基·平卡索夫(Gueorgui Pinkhassov)就是个很典型的代表。他和我相约一起吃饭或者喝咖啡时,他总会拿出手机记录随时发生的事物,也会在结束时用手机合影留念k8凯发。

  很多摄影师会提到现在手机摄影的迅速发展,所以未来的某一天,看到更多马格南摄影师使用手机拍摄项目并出版展出时,也不要觉得不可思议哦。

  马格南摄影师在选择画幅这件事上是非常严肃的,不是因为我们常说的“底大一级压死人”,而是因为大家都认同“不同画幅的器材具有不同特性,会对拍摄项目产生质的影响”。在杜塞尔多夫学派早期,贝歇夫妇(Bernd & Hilla Becher)就从实践出发,强调了以摄影媒介固有特性为出发点,去进行艺术探索的价值和意义,即器材的选择取决于器材的特性与项目的需求是否相契合。比如,他们认为强烈“类型学风格”和“新客观主义”的木质结构房屋和水塔系列,有且仅有大画幅技术相机可以实现绝对的客观和最多的细节。再比如,对焦速度相对缓慢的中画幅胶片相机,特别是使用腰平对焦的那些系列,就不适合对拍摄速度和抓取能力要求极高的战地环境,而如果你的项目极其强调细节和空间关系,普通的 135 相机自然也不合适。所以大家在选择相机画幅时,往往都会从自己的拍摄习惯和创作风格出发,再结合拍摄项目的特性来选择。而马格南摄影师在不同项目中使用性能完全不同的器材,就是这个原因。

  虽然无法给大家总结马格南摄影师的器材选择规律,但是求学马格南,我自己带了哪些器材,倒是可以跟大家交流一下。

  今年年初,我一下子出掉了几乎所有设备,换成了现在的徕卡数码相机 M11,主要考虑到高像素和相机体积小巧之间的平衡。镜头还是以蔡司 ZM 系列为主,我总共带来了五支镜头(21mm \ 35mm \ 50mm \ 85mm \ 135mm),但这几个月来,我几乎只使用了 35mm 和 50mm 两支镜头。目前我的个人项目《无需押韵》(It doesn’t have to rhyme)就是使用这个系统进行拍摄的。

  至于胶片相机,目前我只保留了蔡司 Ikon ZM,主要是喜欢这台机器大而亮的取景器和精准的测光对焦系统。镜头选择的是和徕卡 M11 共享的蔡司 ZM 系列,也算是省钱了。这台相机通常是我数码拍烦了时,换换“胃口”的拍摄“玩具”。

  今年初,一位朋友借给了我一台宽幅胶片相机哈苏 Xpan2和 45mm 镜头,目前我正在利用这台相机的特殊画幅,拍摄一个有关巴黎地铁站的系列作品。

  自从前两年迷上了宝丽来,无论我去哪里都会带上宝丽来相机和相纸。现在我使用的是 Mint670 X ZERO,来法国前又改装了可用 itpye 的电池系统,是非常好用的一套机器了。但是由于宝丽来相纸的不稳定性,很难在严肃项目拍摄中使用它,更多地还是当做朋友同学聚会时的“氛围组”来使用了。

  测光表除了是棚内必备,对曝光系统总是不那么准确的宝丽来也是很有用的,即便是自带测光功能的胶片相机,在拍摄严肃题材时,我也很建议大家自备一个测光表,与相机自带测光互相做个参照。我现在使用的测光表是世光 Sekonic L-478D,带有一个方便的触摸屏和可更换的 5 度反射式测光头,虽然不如 1 度测光头那么准确,但是日常拍摄也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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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万没想到,桌面脚架用处还蛮大。我用的是捷信 GKTBC1的碳纤维桌面小脚架,重量只有 260+ 克。日常可以随身携带,在需要的时候用来架小型相机、小型补光灯,又或者在暗光条件下以墙壁、树木作为支撑点,延长快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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