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凯发70后自由摄影师严明，曾在体制内谋得过好的“前程”。此后，他又两度抛弃“铁饭碗”。

　　从语文老师到摇滚乐手，再由报社记者转为自由摄影师，在中国社会的语境下，从体制内辞职，似乎是不被大多数人理解的选择。特别是在40岁时放弃稳妥的工作，更显得离经叛道。

　　在“理想”一词日渐式微k8凯发，“空心病”“低能量”“卷”“躺平”等词泛滥的当下，摄影家严明一次次“任性地”辞职，让我们看到了追求理想和“务虚”的可能性，以及小镇青年那股豁出去的决心。

　　人流汹涌，所有人都在跟着时代走。严明跟着跟着停住了脚步，想了又想，还是想再跑到别处看看。

　　2001年，30岁出头的他刚进入报社。那是纸媒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空气中弥漫着新闻理想，媒体人收入颇为可观。

　　那时严明心中涌动着一股满足感，兜里揣着记者证，下班后走在广州大道的天桥上，望着底下熙熙攘攘的车流和行人，常常偷偷笑出声来。

　　作为一名从安徽定远县走出来的小镇青年，有一份稳定的好工作，在广州拿着上万的工资，不免让他产生了些许优越感。他对自己眼下的境况暗爽，甚至在论坛上注册网名时，毫不犹豫地起了一个嘚瑟至极的名字：“我用记者证轻抽你的脸”。

　　起初，他在报社当娱乐记者，搭档是位摄影记者。工作间隙，他常摆弄搭档的相机，没想到一发不可收拾k8凯发，对相机喜欢的不得了，像是“中毒”了一样。有不懂的地方，就一直请教报社的摄影记者，“一天当三天用”。

　　他买了一台小小的数码相机，开始疯狂扫街。上下班不再坐公交车，改为走路，在路上随时准备拍摄，一天下来，可以拍上百张照片。

　　那时，他迷恋布列松的“决定性瞬间”，乐此不疲地抓拍一个个瞬间。报社将他的照片刊发出来，取名为“一个文字记者的街头观察”。这件事对他鼓舞很大，半年后，他动了当摄影记者的心。2003年8月份，领导同意他调到社会新闻部。

　　那几年里，他兴致勃勃地做着一名摄影记者，对工作充满热忱。大量的社会新闻采访，对严明在新闻摄影上锻炼巨大，但同时也成为某种束缚。

　　时间久了，他渐渐发现这样的拍摄工作变得越来越重复，春运去火车站，六一去幼儿园，所有的事情都呈现出一种惯性。他渐渐对那种任务性的拍摄和制式化的作品没了兴趣。

　　同事问他，“我们累得像狗一样，能看到我们的未来是什么吗？”严明打趣道，“能，是老狗。”

　　重庆，一切开始的源头。他喜欢这座山城的水与雾，被那里的“码头文化”深深吸引。那里上通历史，下通现实。“三峡好人”们达观洒脱，有着神仙气质。

　　那几年，他一有了路费就出门拍摄。朝天门码头的贵妇，夔门的猴子，拈花大叔，下班的米妮…… 在川渝地带大规模地拍摄，让严明攒了自己的“第一桶照片”。

　　2009年，严明在广州举办了自己第一场个展“我的码头”。在他的艺术世界中，码头成为一个富有象征意义的元素。码头是一片永远都看不到尽头的昏暗水域，他愿意为此一生泅游。

　　那一次，他采访某位重要人物，接待记者的工作人员表现得周到有礼，将几家媒体引领至一个宽敞的休息大厅等待，贴心地送上茶水。大厅顶上的巨型灯具散发着璀璨的光辉，沙发舒适柔软，眼前华丽的地毯更是勾勒出一片精致而美好的画卷。

　　多年来，他一直在跑社会新闻，亦或是跋山涉水拍摄创作。在这个空间里，他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舒适。他忽而觉得自己挺像那么回事，虚荣心悄悄跑了出来，甚至有了向远方的父母述说这番经历的冲动。

　　他仔细算了算，一年当中能够用于自由创作的时间寥寥可数，不到十五天。他深知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已经很成问题。就像相机的快门时间，数字越大，表示时间越短，预示着人生，“年岁的数字越大，越表示一种局促。”

　　40岁，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严明抱着豁出去的决心，决定破釜沉舟。他向领导提交了辞职申请，交出单位提供的豪华相机，离开了鼎盛时期的南方报业，用一个最为笨拙且悲壮的方式去获取创作的自由和充裕的时间。

　　生存压力和发展压力，也让他内心着慌，可到底他还是克服了一切恐惧，走上一条“不归路”。

　　人流汹涌，所有人都在跟着时代走。严明跟着跟着停住了脚步，想了又想，还是想再跑到别处看看。

　　严明很喜欢这句话，他相信，一个心软的人，会更加敏感。有持续感动的能力，才会有掏出相机的冲动。

　　他拍摄芸芸众生，大国小民。在他的镜头里，看不到居高临下的俯视感和过分的怜悯与同情，他“不愿把照片弄得太过沉重”。他的照片画面干净，沉稳，真诚，透露着一丝诗意、神秘，甚至荒诞。

　　那些被记录下的景象，被相机定格的瞬间，是他爱意闪耀的时刻。他喜欢那些兴致勃勃生活的人，能够看到一个人活着的勇气和劲道。他们冷静、朴素、节制却又热烈，与他在这个世界有过短暂的相遇。

　　经过一大片垃圾场时，他看到一位拾荒者在那里徘徊。生火、走动、翻垃圾，冷风中，严明远远地看着他。气氛安静，时间和空气似乎凝结。他思索着，到底拍不拍。过了好一会儿，拾荒人捡起一截烟头吸起来。促使他按下快门的是k8凯发，远处洋人街上方，一只热气球缓缓升起。

　　在四川大凉山转悠时，他看到山坡下有辆车翻了，不远处有个小伙摆了一床铺盖。那时春节刚过，小伙报警后，交警告诉他，吊车师傅回家过年了，要再等四五天才能去。他只能在那睡觉等待，严明默默拍下了他苦笑的模样。

　　在山西运城的一个小镇边上，严明与朋友开车路过一个教堂。走进去后，碰到几个本地年轻人。其中一位小青年非常热心，他观察着严明的相机，告诉他们，他也曾在影楼干过。

　　那天他们聊了很久，离别时，严明提出给青年拍几张照片。年轻人摆了一个自认为很时尚的姿势，严明让他换一个动作，谁料，年轻人又朝另一侧摆了一个一样的动作。看起来土洋土洋的，眼神和精气神却透露着一种粗糙和生机勃勃。

　　严明把这张照片命名为《小镇青年》。照片里的人虽不是他，可他却从照片里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小镇青年们特能跟生活周旋，甚至会使拙劲，并随时准备用最高成本解决问题。”

　　多年前，他去平顶山宝丰县看马街书会时，在拂晓时分，拍下了流浪歌歌舞团的大棚和演出班子住的旧客车。严明远远地看着，无法将眼前这幅景象和头天所看到的粗糙艳舞表演联系起来。

　　客车上有人醒来，亮起了一盏灯，那一刻，江湖情怀直击他心底，时间和命运在互诉愁肠，吐露这漂泊的一生。

　　他也曾在雪夜，在河南浚县的一座古庙里，暗暗为一座“无头将军”石像所痛心。他猜测石像也许是被人故意毁掉了，也可能是被人盗去卖钱了。“实利主义碾压过的地方，寸草难生。”

　　将军抱拳而立，却偏偏掉了脑袋，它肩头落下一层白雪，像是无声的指控，有一部分文化似乎正在失去灵魂。

　　2019年，严明第一次去东北，在齐齐哈尔的自然保护区看到了仙鹤。在一个很长的土堆上，几只仙鹤非常优雅地踱着步。他几乎是颤抖着手拍下了这个景象。

　　在重庆大佛寺，他曾碰到一座很像云的墙，让他喜爱有加。他觉得这个设计师很浪漫，猜测也许这位设计师与他一样，同是理想主义者。遗憾的是，后来再去，发现墙被推倒了。

　　数年游历，他逐渐发现城市长得越来越像，全国的县城快变成了一个模样。“差不多的建筑、差不多的广场，挂着差不多的广告画的商城和街道，一切都让我常常忘记身在何处。”

　　他爱大国血脉中沉默的优美、坚韧的放达、苦楚的浪漫，爱大国文明很念旧、很讲自由、很讲诗意、很讲浪漫。他希望自己是这种人文气息的领会者和延续者。

　　但在当下经济发展的热潮背后，传统的人文环境早已显现了孤寂、落寞的状态，并且越来越不能被人们在意和重视。

　　严明想起少时第一次出远门，曾伏在父亲背上看着他的每一步艰难，父亲问路时的焦急神色和花钱时的每一次为难。

　　父亲是定远县城教书的老教师，将儿子培养成一个和他一样可以旱涝保收的教师，曾是父亲的“最高追求”。“本分至极、老实至极，”严明这样形容他的父亲。

　　初一时，严明因患骨髓炎，休学一年。父亲得知山西稷山县有一家治疗骨髓炎的医院，决定背着他长途跋涉。当时的绿皮火车缓慢且需多次转车。从未出过远门的父亲，带着行动不便的严明，从定远踏上了崎岖的旅途。

　　每到一地，父亲将严明安置好后，就去焦急地问询车次，还要去买吃的。看着父亲忙碌而紧张的样子，严明第一次感觉到，“出门是一件很艰难的事。”

　　由于没钱住旅店，在火车站转车过夜时，父亲一番查看后，背着严明来到母婴候车室。那里人少，父子两人枕着行李将就一夜。第二天清晨是被脚步声唤醒，父亲恐慌地起身，查看完行李后，又再次背着少时的严明踏上行程，继续赶车。

　　他同样有一个本分、胆小的母亲。“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妈，个矮、体胖，近些年还有些驼背。”

　　成年离家后，每次与母亲通电话，母亲总是叮咛道：“我跟你爸在家一切都好，你好好忙你的事情”，末了，在家加上一句：“黄赌毒，永莫沾。”

　　父亲去世后，严明带一直操劳的母亲去做了胆结石手术，摘除胆囊。手术拆线后回到家，他因有事要去北京一趟，安顿妹妹接母亲去她家里小住几天，歇一歇身子，母亲也表示同意。离家前，严明没带相机，叮嘱母亲去妹妹家时，要把屋门锁好。

　　从北京回来后，他发现母亲哪都没去，一直在家待着。他觉察过来，母亲是想帮他看守相机才没有出门。他后悔极了，为什么要在临走时要告诉她相机的事情。

　　父母都是节俭之人。习惯捡瓶子，囤积旧物，吃菜剩下的盘底油会留着下面条用，为了省几度电，冬日里宁可盖着三层被子，在零度以下的气温中入睡，也不舍得开空调。

　　“国人的情感，太内敛也太压制并且好拖延。”过去，他与父母交流甚少，他不愿意跟父母说闯荡世界有多么难，只在一些生活变动的节点上知会他们。每一次选择辞职后，父母都会为此揪心，陷入无边的担忧。

　　在父母心里，他是一个生活没有着落的浪子。有一次在老家，父亲在说到关于他工作的话题时，叹了口气：“唉，做什么不行呢，能找一口吃的就行了。”

　　母亲也曾私下交代女儿，“将来我跟你爸不在了，你哥的情况若是不好，没了饭吃，你可得管他……”

　　过去，每当他回家待一段时间，他就觉得自己会变得“焦虑、胆小、抠门”，这与他的“事业、朋友、天下”完全成相反面。

　　他一度觉得父母把他培养得过于胆小本分，也曾遗憾自己是“小地方”出来的人。他的名字听起来很硬朗，性格里却有些敏感，有些执拗，有些害羞。

　　有美术馆的老板看上他的照片，想要收藏，托人来问。那是他第一次卖作品，有些手足无措。委托人多次电话催促他“报价”，但开口实在令他为难。最终，通过发短信的方式才得以成交。

　　别人敬他一支烟，他总想知道烟的牌子和价格，这样才好选择以怎样的心情去品味这支烟。

　　春运挤火车时，他凭借记者证成功补到卧铺票。然而，当他从人群拥挤的过道中逃离出来时，心头突然阵阵难受。他内疚，纠结，为自己因贪恋舒适而感到羞愧，甚至觉得自己“卑贱可耻”。

　　遇到擦皮鞋的小青年，他下意识地拒绝对方，下一秒便后悔起来，年轻人被拒绝时的尴尬笑容，留在他脑海里，牵扯出他无数心绪。他责备自己“冒犯”了一颗年轻的心，一直无法释怀。

　　他想过剥离掉自己来自小县城的那部分人生，曾分析自己，身为一个小镇青年，受条件限制，再努力和磨炼也就是个“艺高而胆小”的人，奋斗之路注定会更加艰难和漫长。

　　也是在“行走江湖”的过程中，他意识到，这种性格何尝不是优点，让他在喜欢上一个东西时，会比别人更热烈，更当真。

　　二十岁时，喜欢摇滚乐是当真。为了搞音乐，他辞去中学语文老师这份铁饭碗，组乐队，演出走穴，北上南下，拜师学琴。在老师家打地铺，包揽一切家务活，拼命苦练。

　　颠沛流离十年，他发现自己不过是在迷恋设备，苦练技巧，竞逐速度，拷贝偶像。

　　而他这十年的路，年轻人利用互联网，两三年便可以走完。他给玩音乐这件事贴上了失败的封条，进入报社踏踏实实地当一名记者。

　　三十多岁，喜欢相机是当真。从文字记者转到摄影记者，又一个十年划过。“散落在野外的着慌”和“聚集在写字楼的自危”时常会在他心头窜出来，打上一仗。最终，“野外打败了写字楼，还狠跺上一脚。”

　　这回他“在音乐中犯的错误，在摄影中再也没犯过”，他要通过相机表达自己对世界的态度，小镇青年则是他的底色。

　　他回想起高中的时候，父亲曾允诺他，如果考上大学，就送他一个照相机。严明至今不知道为什么父亲想送他相机。后来相机没买，在他离家的时候，父亲为他买了一只广东产的“红绵”牌木吉他。他猜测，相机和吉他，可能是父亲曾经奢望却未能拥有的东西。

　　“那时的父亲还不知道，这两样东西后来在他这个浪荡儿子的生命里掀起过多么大的惊涛，直至今日波澜未平。”

　　辞职后，在没有收入又需要投入大把金钱的时期，为了节约成本，他与朋友们一起远行，共同分担交通、住宿和吃饭的费用。

　　选择住宿成了一门大学问。随着出行经验的丰富，他总结了一份“丝摄影住店指南”，通过旅馆的位置、旅游季节、装潢和名字来判断哪些旅馆更容易讲价。当然，还价太狠时，也曾激怒过老板，无论如何都不愿意再接待他。

　　他曾住过十块钱一晚的小店，与隔壁房间共享一个空调，空调就横在墙壁中间的洞里。夜晚睡觉时，隔壁的欢声笑语、鼾声等一切仿佛就在耳边，令他苦不堪言。

　　吃饭时，遇到饭店使用收费的套装餐具，他与朋友们会在用餐前请老板撤去几套餐具，只留两套，把杯碟碗盏几个人分着用。

　　一年冬天，严明一行人拍完照到兰州一家牛肉面馆吃饭。搭配面条的熟牛肉七十块一斤，几人商量后，决定点二十五块钱的牛肉，大家一起吃。切牛肉的师傅，手起刀落，切起肉来毫不留情，眼看着超过二十五块的标准，一行人慌忙喊师傅打住，急迫地叫停声，引来面馆里食客们的注意。

　　他也曾为钱所困。2011年，在外出拍摄途中，严明因一千块经费问题而惆怅。巧的是，“侯登科纪实摄影奖”评选结果公布，他赢得了五万块的奖金，这笔钱让他得以更好地完成作品。

　　很长一段时间里，严明不会开车。干摄影记者时，他拍过无数次车祸现场，这令他心有戚戚。因此，家住广州，又喜欢去北方的他，过去出门常常要搭一天一夜的绿皮火车。

　　多少次背着大包在广州火车站，手捏着去往重庆的火车票，在人潮中被挤得双脚快离地；多少次在荒郊野外因为临时想拍一个东西下了汽车，然后再也等不来下一班车……

　　不少人称赞严明为这个时代的苦行僧。他却觉得，“苦行不值得被标榜。”他不希望自己是作为别人眼中的“吃苦典范”而活着，“我没有义务自费为别人表演方向不明的奔跑，搞一场无意义的苦肉计。”

　　在辞去职业的十多年间，即便经历了行到水穷处的时刻，他始终对摄影痴迷、努力，坚信天道酬勤。在采访中，他一再强调要保持勤奋。

　　几年前，他参加了一场演讲，被出版社的编辑发现，并邀请他撰写书稿。于是，他推出了自己的第一本摄影随笔《我爱这哭不出来的浪漫》，随后还陆续出版了《大国志》等画册。他也坦言，常年下来和上班差不多，并没有因此致富。

　　其他人都是现场购书，请他签名。但这个小伙子却拿着一本自己拍摄的影集过来，告诉严明，在上学时曾读过他的一篇文章《决定性气氛》，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今，他已成为一名摄影师，并将自己的影集送给了严明。

　　严明很是感动，相较于自己的某些作品被赞美，能够悄无声息为他人的生命旅程带来影响，更显珍贵。

　　废弃的工厂、家属楼、学校、公园、寺庙，甚至监狱，都是他探索的乐园。只需戴上口罩，揣好一颗迫不及待的心，便可涉足一段陌生人的生命旅程。

　　通过房间布局可以猜出原家庭的成员构成和数量；墙上的挂历可以推定出主人离开的时间；歪斜地贴着篮球明星或赛车挂画的，是男孩子的房间；粉色的墙壁画着串串寂寞心和篆书式的“KISS”，是女孩的小天地。

　　那些过往岁月中的微小痕迹，满地狼藉或是一片荒寂，都被严明收纳到了镜头中。“颜色故，朱颜改。”物件们以低饱和的面目老去和离开。

　　在江苏郊外的一个景区里，他看到一片水杉林，长满了浮萍，一眼望去像是童话秘境，那是一个绿的世界，艳丽的画面隐隐透着一股荒诞感。一片不干净的水洼，成为一个网红打卡景点，让人觉得魔幻。

　　严明是白羊座。星座书上常描述白羊座的人冲动、爱冒险、慷慨、天不怕地不怕，而且一旦下定决心，不到黄河心不死，排除万难的要达到目的。

　　他承认自己是一个“盲信”星座的人，甚至“恨不得按星座上说得活。”在五十多岁的年纪，他仍然保持着一个虔诚的习惯。每当新月降临，他会认真地在纸上写下十个愿望，并将这些纸条小心翼翼地藏起来。

　　他希望自己的创作永远能有新的东西发生，更希望自己一直保持一颗敏感、好奇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