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凯发2005年1月，当全球第一亿台数码相机被生产出来的时候，已经无人记得35毫米相机发明人奥斯卡·巴纳克，他在1923年发明35毫米相机时曾经感慨，“什么时候我们这个星球上的每个家庭都能拥有一部相机呢”。发明一次成像摄影技术的埃德温·赫伯特·兰德差一点实现了这个梦想，他的宝丽来公司依靠1947年发明的拍立得横扫半个世纪，所有经历过上世纪80年代的年轻人都曾经被这种速拍技术感染，没人会忘记，那些知名旅游景点持一部宝丽来相机，举一个立等可取牌子的人们。但是在数码相机全球泛滥性的普及面前，一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自从索尼在1981年依靠电荷耦合技术推出了世界第一部数码相机MAVICA，短短20年间，数码相机已经生产了一亿台，普及的速度远远超过了传统胶片相机100余年的销售史。与80年代热爱胶片相机，每天把玩海鸥135的昔日年轻一代相比，数码相机的出现不自觉地成为代沟的隔绝处。于是一些不知道光圈和B门的新摄影狂徒悄然兴起了。区分胶片与数码相机一代的标准很简单，那些依靠取景器把相机对着眼睛，同时闭上另外一只眼睛的，不用说，肯定是胶片老爷子了。而那些自信满满将相机高举在胸前，一副漫不经心表情，遵循傻瓜相机拍摄法则的，无疑是数码相机狂徒的标准照。还记得2001年囊括欧洲4大奖项的电影《天使爱美丽》吗，在仅仅经历过数码相机的一代看来，导演让·皮埃尔·儒内的构思太差了，女主角非要跑到街头证件照亭来传递她的信息吗，数码相机和互联网才是更好的传情答意工具。

　　2004年10月《华尔街日报》在并不起眼的地方援引知情消息，宣告以即时成像技术而闻名的美国宝丽来公司正面临着破产的危险，好事者马上将破产的始作俑者归结到数码相机上来。当我们看到一名攻打伊拉克的美军手持M16自动步枪射击的同时，肩膀上却斜挎着一部数码相机。新一代的旅游贵族们依旧去非洲射大象，不过射击的工具不再是步枪，而是数码相机时，新技术再一次给这个时代打下了特殊的烙印。全球的时尚杂志都喜欢干一件事，就是翻包，看看你用的什么唇膏，什么手机。法国的《周末三日》就统计过数码相机在全球男女书包中的普及率，在他们看来，日本随身携带数码相机的普及率最高，各种数码照片充斥在互联网上。

　　不需要任何摄影技术培训，也不需要多少专业装备，数码拍摄者们坚信自己能把握好数码相机，就如同他们在家中把握游戏机一样。不需要知道苏珊·桑塔格的《论摄影》论了什么深奥的哲理，也不需要像唐师曾那样早早就抱着当中国康奈尔·卡帕的理想。那些坚持胶片相机的摄影者们就如同拿着杆老枪的狙击手，他们很是爱惜相机膛中36发一卷的“子弹”，而数码拍摄狂们则懒得管那么多，他们相信自己手中的数码相机就如同一把子弹无限量的速射机枪。如果统计拍摄数量最多的数码相机狂人的话，很多职业摄影记者都会汗颜，与他们相比，马路上神出鬼没的交通协管员才是中国数码相机时代的主人翁。协管员们每天巡逻在大街小巷，一旦发现违章停车者，贴上一张200元罚单的同时，也会用数码相机狠狠地拍下你违章停车的证据。而对于这些数码相片证据，如果被罚者不去追查核实的，最后的结果无疑将是删除。无效低质的大量拍摄与少数派的精品主义，成为了数码时代新摄影现实。

　　如同苏珊·桑塔格那本知名的《论摄影》一样，至今全世界的知识分子仍然热衷于讨论摄影的意义。坚信新闻摄影的亨利·卡蒂埃·布列松让新闻照片在20世纪中期成为了一门艺术，还有笃信照片引导时尚的赫尔穆特·纽顿，以及至死也在给《纽约客》拍图片的理查德·阿维顿。在2004年这3位大师相继离开了我们，似乎传统意义的摄影艺术，也在随着他们的离去而渐行渐远。

　　布列松们死了，人民还拥有决定性的瞬间吗？多年以前，当布列松放下画笔，拿起135照相机的时候，135相机似乎是一种解放。他把日常生活本身的戏剧性从古典主义绘画的宏大叙事的压抑之下解放出来，平凡的人们的喜怒哀乐从此成为摄影的主要面孔。他的出现创造了一种身影匆匆的，工作起来如同猎人一般紧张的摄影师的形象。比起亚当斯所创造的跋山涉水的，从容沉静的摄影大师形象，布列松所代表的这个形象与人们离得更近，也更为人民所熟知。对于布列松等老牌摄影师的离去，法国图片社的执行总监盖瑞·耐特评价道:“在一个重要时期重新定义了摄影，让小型照相机成为时尚，是他们这一代拍照者把摄影从一种科学的有趣发明物转化为艺术形式的革命。”

　　在傻瓜机和数码相机之后，每个人突然之间获得了一种新的技巧，可以让每个人都有机会捕捉每一个瞬间，他们拍下从孕妇的肚皮隆起到婴儿降生的整个过程;他们拍下生日晚会上一个蛋糕被吃掉的过程。布列松把鲜活的人代替了过去的英雄们在构图中所占的位置，而今天的摄影者们正在用无时无刻无所不在的数码相机和摄影手机，抹去英雄主义的余晖。就如同上世纪著名的艺术派大师拉蒂格所说的那样，“影像不仅在记录历史，同时因为影像技术的变化，悄悄地在影响着记录的痕迹”。

　　数码相机时代的拍照似乎距离艺术越来越远了。尽管仍然有为数众多的新一代摄影爱好者们，拍花草，拍风光，但更多通过拥有数码相机而获得廉价影像表达能力的新一代，已经不懈将镜头对准周围了，泛滥性质的成为了新的摄影时尚。就如同所有的东亚女孩们对于拍摄大头贴趋之若鹜，MSN头像、个人博客等都在催生着的表达，一幅幅自恋的笑脸代替了20年前，某某景点前站姿笔直，表情僵化，口中念着茄子的一代。

　　当三星将300万像素的摄像头装配到手机上时，数码摄影的革命火种被再一次延长了，荷维特·莱茵戈德索创造的手拍暴民一词，无疑将成为现实。相机这个概念随着数码镜头的变种，被延伸的无处不在。1839年，法国人达盖尔发明银盐摄影术时所构想的用影像记录一切，势必随着数码镜头的分身，而颠覆过去的一切。尽管现在拥有镜头的手机“暴民”不过1.5亿人，但是他们却无时无刻不在生产照片，手机相机所拍摄的图像年产量不低于300亿张，这些图片也许模糊不清，也许构图一无是处，但是他们无处不在。

　　高像素的拍照手机正在呈井喷的状态普及，也许它们的拍摄效果没有专业的数码相机好，但是整个2004年，拍照手机的销量却是数码相机的3倍。SiPix的比尔·弗雷面对拍照手机就已经有些迷茫了，他说道:“我们今后如何称呼手机呢，它除了通话功能还有手机的味道，已经不折不扣变成了随身相机和随身听的组合。”而与数码相机和拍照手机所带来影像纪录变革的同时，一场隐私保卫运动也在悄悄地酝酿。各种各样的照片被公开在网络之上，似乎用影像的方式获取控制欲，成为了数码影像流行的派生物，一场场盗射风波成为了茶余饭后的谈资。提出聪明暴民的莱茵戈德对此不无担忧，他在自己的论著中写道:“移动电话正在以各种形式泄漏个人隐私，同时无处不在的镜头让所有人不寒而栗。”人人都是狗仔队几乎成为了数码摄影时代的写真，当你拿手机在时k8凯发，被的人正在拍你，别人的裸照装饰了你的手机，你时的样子成了呈堂证据。■

　　生于1953年的王文澜曾经是《中国日报》摄影部首席摄影师，他在2003年出版的摄影文集《自行车的日子》目前已经第二次印刷。在数码相机催生的新一代数码摄影爱好者眼中，像王文澜这样的老摄影者无疑长期沉迷在传统胶片摄影之中。而坐到王文澜对面采访他的时候，他手中把玩的却并不是莱卡或者爱克发，而是2003年初才发售的佳能数码相机G3。

　　三联生活周刊:在你出版的摄影文集《自行车的日子》中，积累30余年的照片中有多少是用数码相机拍摄的？它们与胶片相比有何特别之处？

　　王文澜:《自行车的日子》中的数码照片并不多，毕竟数码相机是上世纪90年代末才出现的，《自行车的日子》中的很多情景都是胶片的产物。从图片的角度，胶片与数码本身没什么本质的区别，都是现实的再还原，只不过记录生活的技术载体发生了变化。自从我买了G3，两年多时间我已经拍摄了3万多张照片，这个数字我用胶片时候至少要拍4年，拍摄成本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王文澜:和，我这个佳能G3虽然已经不是新型号，但是G系列的取景屏幕可以反转，让所有的摄影记者兴奋。我这人不喜欢用闪光灯，设定为光圈优先，我始终坚信现场光是最真实的，从某种程度上说对于现场感，数码相机在这方面比胶片更敏感。以前用胶片的时候总要考虑节省胶片，很多人认为数码相机就可以任意连拍了，但是我坚信好照片还是需要思考的，获取瞬间前必须做好构思，这要比疯狂连拍获得一张满意的照片有的放矢得多。好照片依靠纯连拍技术是无法得到的，即便拍出来了，也是蒙的。

　　王文澜:80年代时候，当普通老百姓也买得起相机时，突然就出现了一波摄影热潮。而今日数码相机的流行，比当年那波热潮来得更凶猛，也更草根。对我这样以镜头表述一切的人，技术方法的变化往往来得很突然，也很潜移默化。其实艺术这玩意儿本质是一样的，数码相机与胶片拍照，就如同油画与水粉画一样，技巧的变化体现在工具的改良上。其实我就只有一部G3数码相机，并没有追求更高级别的数码单反相机，因为我始终坚持一种习惯，买一部好相机就玩烂它。

　　王文澜:我第一次接触数码摄影是在报道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看到人家依靠数码相机将新闻摄影效率提高了几十倍。而现在国内很多报纸都设立了读者热线这样的板块，很多老百姓自己拿手机拍趣闻，这将严重威胁职业摄影记者的饭碗。全民拍照势必创造无隐私时代的提前到来。对摄影来说，数码方法也许让拍照变得容易了，人人都能干，数码方法也许可以让现代艺术表现得很好，就如同网络文学一样。但同时也让摄影师们很难有自己的代表作品了，公众淹没在图片信息的海洋之中k8凯发，纯粹的摄影艺术将死。■

　　27岁的弗贝贝准备在2005年春节买自己的第17部数码相机，在此间之前的5年时间，他平均每年至少买3部新数码相机，保持着2部尼康，3部索尼，9部佳能，1部富士，1部柯达的采购记录。除了个别经典机型，弗贝贝对于数码相机的态度完全可以用喜新厌旧来形容。

　　弗贝贝也有自己的烦恼，他对数码相机的发烧，身旁没有几个人持肯定意见，“我也许是个数码败家子，”弗贝贝自嘲道，“我爸在年轻的时候也是整天摆弄相机，不过他那时候受经济条件限制，没玩出来。”就在采访弗贝贝的时候，他将自己2003年买的索尼F717在“色影无忌”论坛上抛售掉了，他抱怨道:“F717太重了，而且索尼的记忆棒跟其他机型又不同用，相比还是佳能G6要轻便得多。”但是与为数众多收集老胶片相机的收藏者不同，数码相机的收藏价值始终值得怀疑，技术的升级往往让老款数码相机变得一文不名。弗贝贝有自己的一套对策，他拿着女友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他的准专业级别的单反EOS 20D说道:“每一种新机型出来，我都会买，使用一段时间再卖掉，回收的钱又可以买新型号的相机，要知道新型号的数码相机始终处在降价的层面，所以及时卖掉老型号的损失并不大。”

　　如同胶片相机收藏者们每周都要在旧货市场上转悠一样，弗贝贝每天都在各种数码摄影的网络论坛上。数码相机铸造的新一代摄影爱好者们更喜欢将自己称为色友，不论是风光照片，还是人物照，都喜欢贴到网络论坛上与同道中人交流，就如同80年代为数众多个人摄影展一样。弗贝贝利用自己租用的网络服务器，以BLOG的形势为数码色友们提供服务器贴图空间，通过大伙分摊的形势收取一定的费用，弗贝贝购买相机的很大一部分资金来源都源自于此。“我就像个数码摄影时代的策展人，也许没有什么主流摄影大师注意我们，但是并不代表我们不能将自己拍摄的成果展示出来。数码摄影发烧友，也是发烧友啊。”■

　　“Lomo，隧道效果，眩晕”，无论你拿的是数码还是胶片相机，如果听到这几个词仍然无动于衷，那么你已经落伍了。《商业周刊》专栏记者斯蒂芬·贝克在展望2005年的数码摄像产品市场时，认为单靠诸如像素、便携性与价格已经不能吊起那些数码青年的胃口，必须在产品中加入一点新鲜的意识形态元素才能让他们心甘情愿地掏空口袋，而Lomo无疑将扮演这一角色

　　与其他任何流行元素一样，Lomo也是一个偶然事件的产物。根据Lomo摄影协会编纂的《Lomo相机简史》记载，这个风靡世界的小玩意儿最初问世在1982年。当前苏联内务部领导人伊戈尔·彼得洛维奇·戈尼斯基将军偶然得到一台日产迷你相机后，立刻被这个只有烟盒般大小，拥有紧凑精密的结构和优良曝光性能的战利品摆到了列宁格勒光学设备与机械厂（LOMO）技术总监米海尔·帕夫洛夫的桌子上。作为一家自1914年以来就为坦克与狙击步枪生产光学瞄准镜等设备的军工企业，Lomo从上世纪70年代末也开始生产诸如相机与望远镜等民用产品。很快，这架代号为Lomo LCA的相机被大规模生产，直到90年代初产自日本的傻瓜相机凭借价格与性能优势完全占领市场。1991年，两名维也纳的大学生沃尔夫冈·斯特拉瑟和马蒂亚·斯菲格在布拉格的一家杂货店里发现了一架Lomo LCA相机，他们惊奇地发现这个外表粗笨的古董随手拍出的照片具有迷幻般的效果:照片的色彩浓烈欲滴，在光线暗淡处拍摄移动目标，会在照片上造成炫目的条状光线和千奇百怪的阴影，而当光线强烈时，又出现了背景与对象亮度强烈反差的“隧道效果”，这些都要归功于它优秀的自动曝光系统和没有自动对焦功能的先天“缺陷”。次年，斯特拉瑟、斯菲格与一群志同道合者在维也纳成立了国际Lomo摄影协会，由此宣布了“随走随拍”的Lomo主义的诞生，它要求拍摄者不分时间、地点，甚至拍摄对象，为大众提供一种真正的艺术民主化，即“轻松地使生活的每一刻都留下个人风格浓烈的影像记录”。在这些打破传统摄影观念的前驱者中，也包括英国前卫杂志《Dazed & Confused》的创始人吉姆·黑曼与约翰·克莱因。为了实践自己“打破一切杂志与读者隔阂”的主张，他们亲自出马，将Lomo或禄来单反照相机用衣服包起来，仅露出镜头，连夜到伦敦的夜总会与舞厅里暗中随意抓拍。在这些模糊跳跃，完全不顾角度距离的作品被杂志刊登后，绝大多数被拍者并没有生气，而是为杂志使得他们过了一次名人瘾而高兴，甚至在当年于维多利亚艺术馆举办的当代艺术展上，也有成群的年轻的派对动物们蜂拥而至，试图在《Dazed & Confused》选送的照片上找到自己。

　　“行动，而非技术”是Lomo协会对追随者提出的响亮口号。很快，欧洲与美国的摄影狂热分子开始打破一切已知的摄影规则，将镜头随意指向任意的方向k8凯发。1994年，首届Lomo艺术展同时在纽约与莫斯科同时开幕，协会也在维也纳的总部中树立了一面被来自全球数万张Lomo照片覆盖的墙壁，这堵特殊的Lomo墙壁随即成为协会成员的圣地。虽然在这里肯定看不到诸如罗伯特·卡帕的《战士之死》那样的作品，仅仅是宠物、街景、派对甚至拍摄者身体某个部分的特写，正应了艾曼纽尔·布尔迪厄在《摄影，中产阶级的艺术》中所争辩的那样，大多数人并未把摄影作为艺术活动来实践。它主要被用作一种社会仪式、一种抵抗焦虑的手段和一种表现权利的工具。但Lomo分子也会一本正经地辩解说，他们所奉行的“抓拍”式摄影（Snapshot）风格，已经在布列松在他那本被现代摄影界奉为圭臬的《决定性时刻》中得到了承认，既然大师本人认为在拍摄的一瞬间，取景器已经完成了某种构图，任何裁剪与改动只会破坏作品的生命力，那么Lomo精神本身已经具备了“风格上的原创”而无须其他附带技术以保证它的艺术地位。

　　有趣的是，这种古董级手动相机推动的Lomo风潮，其源头却是自80年代以来诸如柯达、佳能等企业在亚洲不遗余力推动的廉价摄影产品普及大众所造成的结果。与斯特拉瑟等欧洲Lomo先行者相呼应的亚洲摄影新锐，就是本名利川裕美的HIROMIX。这个生于1976年的Y世代东京女孩，其进入摄影大师行列的过程可以算是横空出世。1995年4月，身为高三女学生的她，以一台Konica Big Mini傻瓜相机拍下一些生活照片，辑成一本36页的影像集《十七岁女孩的生活》，报名参加Canon主办的“写真新世纪”摄影比赛。这本影像集以不可思议的视角与技术，为她拿下首奖“荒木经惟赏”，也展开她平步青云的摄影生涯。HIROMIX的摄影方式颠覆了传统摄影运用单眼相机、复杂灯具、精确测光、多名工作人员的方式，证明即使非专业人士，只要有一台拍摄的工具加上对“决定性的瞬间”的掌握，一样能拍出好照片，掀起一股“女孩摄影师”革命，也引发日本的全民傻瓜相机拍摄风潮。照、朋友、猫狗、食物、街景、风景等题材在HIROMIX的镜头下都呈现另一种生命，尽管许多照片就传统摄影美学来看并不合格，如过度曝光、失焦，甚至因闪光灯造成的红眼，然而这些已经与拍摄者本身混为一体的形象具备一种“俳句”般转瞬即逝的真实感。

　　在一片热昏之中，拿Lomo开刀的声音逐渐开始浮出水面，2000年11月泰勒·郝立德在《华尔街时报》上发表了一篇《你能有多Lomo》的文章，批判这种技术指标只相当上世纪80年代初柯达产品的相机不过是一种赝品古董，它承载的是Y时代青年对于历史的好奇和一点特立独行的虚荣。透过它的纯金属外壳，首先想到的就是50年代好莱坞电影中关于神出鬼没的克格勃间谍的描述，以及那些特权阶级的奢侈生活——Lomo协会一直强调相机是工人们完全以手工装配而成，而阿拉法特，荒木经惟，大卫·鲍伊，王家卫等人拥有Lomo相机的举动，也为这个技术过时的玩意儿披上了一层革命与颠覆性色彩。不仅如此，Lomo摄影协会从一个单纯的摄影爱好者组织蜕变成了一个跨国企业:Lomo相机在前苏联境内的价格仍然只要20美元，而通过Lomo摄影协会购买却需要150美元，其中130美元所支付的是两卷专用胶卷和一本Lomo摄影指南。协会通过网络与各地分会售出了大约8万台Lomo LCA与30万台Action sampler。借助这些T恤、摄影包、画册等一系列附加产品，协会仅在北美一地的年赢利就达到300万美元。

　　“Lomo相机并没有像它所宣传的那样，颠覆工业流水线产品对人们记录生活方式的单一化，真正的Lomo主义应当是一种行为，而不是一种技术或产品。”PC杂志的专栏作家约翰·德沃夏克主张，在数码时代成为Lomo分子的真正途径就是随便抄起一部数码相机，甚至没有焦距设定，像素不到百万的拍照手机冲上街头。嗅觉灵敏的数码巨头们已经为准备告别胶片的Lomo一族准备了形形的装备，美乐时于去年中期推出的莱卡M3数码相机同样可以拍出那些宛如王家卫电影镜头的作品;而惠普新近推出的Photosmart245数码相片打印机则不到三磅重，可以放进背包中，以便随时让Lomo分子将自己的战果冲洗出来。甚至Lomo墙也被搬到了网上，这个壮举要感谢位于加拿大的网络图片服务Flickr:它为用户提供照片上传、分类、浏览与修改服务，并忠实地记录那些评论。根据创始人斯图尔特·伯特菲尔德的统计，在Flickr网站上多达200万张的照片中，71%的照片拥有评论并被分类，而根据这些类别标签，超过80万的用户在Flickr上形成了近7000个兴趣讨论小组，从2004年底开始，用户更可以通过手机Wap网络直接向Flickr输送图片，这更使Lomo一族如虎添翼。关于去年年底印度洋海啸的最初一批新闻图片，就是出自Flickr上的几个数码Lomo爱好者的即时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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