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凯发1980年夏，余奔与家人在温州海鸥照相馆合影。前排左起小孙余海鲲、余奔、二哥余野、次孙余海鹰；二排左起孙女余海宝、儿媳王秋兰、儿子余康、长孙余海凡。 余海宝 提供

　　温州网讯在温州摄影史中，有这样一位著名摄影师，在上世纪30年代，年仅20多岁，就担任温州当时最大的照相馆美术照相馆的主摄影师，他的名字在老一辈的心目中未曾遗忘，不时被提起，且依然熠熠生辉。

　　2006年，我为撰写《何年图画如此风光蒋廉夫、蒋敬益父子与美术照相馆》一文（刊登在2006年8月26日《温州日报》瓯越副刊民间版），特地采访了年逾八旬的老摄影师蒋敬益，其间他几次提到摄影师余奔一些往事，从此，这位摄影师的名字一直在我心里挂着号。

　　2016年11月，我看到学者沈不沉的《温州首届摄影展览》，该文回忆了1957年10月举办摄影展览的情况。文中说：“听前辈说，余奔先生是温州摄影界开创性人物，我曾见过母亲少女时代的一张照片系余奔所摄，但余先生已去世多年（笔者注：沈先生误写，此时余奔在洞头照相馆工作），也不知道哪里可以征集到余奔的作品。所以我在登记展品时就多了一个心眼，有意放出话，希望有人能把余奔先生的作品送展。这一招果然奏效，一下子就收到十多幅。我从中挑选了几幅人物，经制作后参加展出。这是温州摄影史重要的一笔，一位走在时代前沿的民间摄影家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参加由政府举办的摄影艺术展览，希望了解余奔身世的读者能为他写一点纪念文字。”

　　近日，我与92岁的老摄影师苏文光交流，他是1946年进美术照相馆当学徒，系蒋廉夫的关门弟子。他回忆说：“我当时进美术照相馆时，余奔早已离店了，但他拍摄的若干达官贵人的艺术肖像（有许勃雄、李觉、施德福等）还依然挂在楼梯口的墙壁上，18英寸黑白照片，立体感极强，眼睛清，耳根部就虚化了，他是用大尔弥镜头拍摄的。此外，余奔为师傅蒋廉夫拍摄的一幅肖像，蒋先生很喜欢，一直摆放在卧室的写字台上，当时余奔为这张照片后期制作加上三色边窗，是难的，现在数码很方便。”苏先生也提起了余奔，为此，我暗自下决心要找到这位摄影师的晚辈，悉心写一篇文章。

　　余奔（19121980），温州洞头人，小名月昭。其父余旭初是一位乡间土医，养育了四子二女，余奔排行第三，其大哥余之介、二哥余野早年怀抱着满腔热血k8凯发，投身到了革命的洪流之中。1926年，余奔从洞头北岙中心小学毕业，1927年1月，刚满十五岁的他，便进入了温州府前街美术照相馆，开始了自己的学徒生涯，师从著名摄影师蒋廉夫。在四年的学艺时光里，他勤奋好学，不断钻研，终于在1930年10月顺利出师。出师后的他改名余奔，为了进一步提升自己的摄影技艺，于1931年2月毅然远赴上海闯荡，经人介绍，先是进入玫瑰照相馆担任摄影师，小试身手。半年的工作经历，让他更加坚定了自己追求艺术之路的决心。1932年1月，余奔再次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进入了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摄影系学习。这一年的学习经历，他不仅开阔了视野，而且摄影技艺也得到了质的飞跃，同时还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1933年至1935年，余奔先后在上海贵州路的有德照相馆、赫德路的卡尔登照相馆、电通影片公司工作。这一时期，他的大哥余之介、二哥余野都在上海大东书局就职，大哥任编辑，二哥在推广部工作，三兄弟在上海共处两年时间，生活上互相照顾，工作上互相支持，共同书写着充满激情与挑战的青春故事。大约在1936年，余奔与陈诗在上海结婚，陈诗出身于殷实之家，系永嘉城区（温州市区）人。

　　1936年3月，温州美术照相馆老板蒋廉夫在《温州新报》连续刊登广告：“本报特为蒋廉夫先生重新整顿后的美术馆照相馆，特聘人像摄影家余奔先生主持摄影，专摄艺术人像，技术新颖，出品优美，准期取件，十足担保。为优待爱好摄影艺术的仕女们起见，特添置大批最新式美术灯光及艺术人像镜头，不论晴雨、日夜，均可摄得优美新奇的照片。此系美术馆革新后的实证，如蒙各界仕女惠顾，毋任欢迎。”此时的蒋廉夫因身患胃病，需要静养，精力有限，于是，他出手阔绰，每月以100银元的高薪，特地从上海邀请昔日的徒弟余奔回温，来照相馆主持摄影工作。余奔也不负恩师的厚望，他带来的海派摄影风格，令人耳目一新，其人像艺术作品，用光技术精湛，品质一流，样照摆放在店门口的两个大橱窗里，不仅吸引了路人的驻足观看，而且也引起不少同行的关注，常来观摩。此外，蒋敬益先生曾提到，余奔还有一个习惯，拍摄的照片，觉得满意的，在后期放大照片制作时，喜欢在照片下方加上“余奔摄”字样，如他拍摄的蒋廉夫肖像，笔者收藏的一幅上世纪30年代一对年轻夫妇与孩子的合影，都是如此制作。在美术照相馆工作不到三年，余奔又转到公园路洪元升的卡尔登照相馆工作了一年。

　　1942年，正值而立之年的余奔，踌躇满志，再度前往上海谋生。这回他不是为别人的照相馆打工，而是在小沙渡路租用了一间店面，自营一家照相馆，名为“大地”。上海毕竟是个大城市，照相馆林立，名师众多，竞争异常激烈，不到三年时间，余奔还是牵挂故里，于1945年回到海岛洞头开照相馆。1948年初，余奔应公园路南洋照相馆老板夏志远的邀请，受聘担任摄影师，时年3月5日的《浙瓯日报》广告云：“南洋摄影场聘请余奔摄影师专摄电光艺术人像。”但余奔仅在该馆工作了10个月，又重回洞头。

　　过了一年，余奔又决计离开海岛洞头，到温州市区再拼搏一下，1950年2月他在公园路租了店面，经营一家东山照相馆k8凯发。遗憾的是，他没有“东山再起”，生意不景气k8凯发，仅勉强维持了8个月时间，即关闭了照相馆，亏本而归。正如蒋敬益所言：“一个人很有才华，摄影技艺很高，但离开了一个平台（大照相馆），也往往难以有所作为，因为他没有较大的场馆、高档的摄影器材、良好的商誉等条件。”

　　从1950年11月起，随着年纪渐长，余奔不再辗转着于不同的照相馆，安下心来，回到家乡洞头，因为家里的老母亲需要人照顾，此时他的大哥余之介在北京工作（先任教育部部长办公室主任秘书，后任民进北京市委专职副主委）、二哥余野在湖北省委宣传部工作，而四弟余月波、两个妹妹均已夭殇。他在北岙镇中心街的电影院对面开设余奔照相馆。

　　1956年，国家实施公私合营政策，余奔照相馆中的照相器材作价（核定股额）1198.39元，年息为5%，并入公私合营洞头照相馆。余奔担任照相馆负责人，并当选为洞头县工商联委员。而当年的这张《公私合营照相商店私股领息凭证》，至今还保存在余奔孙女余海宝家里。余海宝回忆说：“小时候，我听妈妈说，起初发了几次年息，有时发一些日用品，后来就没发了。“文革”开始后，说我爷爷有资产阶级思想，被批判，并被抓了，一度被关在一家五金店楼上。”

　　余奔育有一子三女，儿子余康不到20岁便子承父业，进入洞头照相馆工作，担任余奔的助手。余奔一生辛勤耕耘于照相业，直到1979年才正式办理了退休手续，由次女余强“顶替”入职照相馆。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就在退休后的第二年，余奔因病辞世。他的离去，使温州照相业失去了一位优秀的摄影师，令人扼腕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