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凯发按照英国摄影史学家伊安·杰夫里(Ian Jeffrey) 的说法， 那些仅仅满足于对现实社会进行功能性介绍的纪实性摄影，到19世纪后期才开始出现了一些新的苗头：“它们开始变得具有批判性并表现出乌托邦倾向。”英国旅行家、地理学家约翰·汤姆逊在这方面进行了一些开拓性的工作，是这个时期纪实摄影的翘楚。

　　约翰·汤姆逊(John Thomson， 1837-1921) ， 1837年生于苏格兰的爱丁堡。起初，他只是一位光学和科学仪器制造商的学徒，但他还是抽出时间到爱丁堡大学攻读化学专业，并于1858年取得学位。随后，他开始了摄影生涯。1862年，他首次出国旅行到达东南亚，并在新加坡作为合伙人加入了他兄弟的手表厂。他很详细地考察了新加坡周边地区的岛屿并到达柬埔寨，但由于疾病，他只好于1866年回国。这一年，他成为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爱丁堡摄影学会还为他举办了一个摄影展。1867年， 《柬埔寨古迹》(Antiquities of Cambodia) 一书出版。这次东方之行，不仅满足了他旅行和摄影的愿望，也激起了他对东方文明极大的兴趣。

　　1869年，汤姆逊来到香港，在皇后大道开设了一间摄影室。同年11月，他与一位船长的女儿伊莎贝尔结了婚。此后，他来到中国，在中国进行了长达五千英里的旅行，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拍摄了大量记录中国人民生活实态与自然景色的照片。汤姆逊的足迹西至四川、湖北，南到福建k8凯发、台湾，还沿长江流域进行了摄影考察并最终来到古都北京。据他说，当时他所到达的中国各地，大多数西方人尚未涉足。

　　“如果当年伟大的马克·波罗能用几张照片来说明他漫游古老中国的经历，那么他的美丽传说会更加动人。”

　　这是汤姆逊在《用照相机穿越中国》(Through China with a Camera) 序言中的开篇语。可是， 在湿版摄影法时代， 携一套摄影器材到遥远的中国旅行谈何容易。为了搬运那些摄影器材并保证摄影工作顺利进行，汤姆逊必须雇用8个搬运工人。

　　“照相机一直陪伴着我的旅行，成为唯一准确描绘我沿途见到的一切有趣之物以及所接触的各种民族的工具。因此，它使我在任何时候都能向我的读者提供真实再现当时情景而无可争议的图片，使他们第一次面对遥远东方大地上的景色和人民，与我一起分享那愉快的经历。”

　　令人惊讶的是，作为皇家地理学会的特别会员，汤姆逊与当时许多走向世界各地，特别是到埃及、意大利、印度等文明古国拍摄壮丽自然风景的西方旅行摄影者不同。汤姆逊对中国的兴趣，更多的在于这个“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如此久远”的国度的日常生活、风俗习惯、社会秩序和制造业生产，而不只是自然风光。为了拍摄这些题材，他只能将照相馆开到他足迹所及的城乡街头上。这种从门里到门外的跨越，注定了他作为“街头摄影的先驱者”不可动摇的历史地位。所以伊安·杰夫里称汤姆逊为摄影史上“第一个以整个社会为主题”的摄影家。

　　从现在所能看到的汤姆逊洋洋万言的著作和被摄者自然面对他的镜头的姿态来逆推，我们可以想见汤姆逊的拍摄方法：他必须与他认定的拍摄对象进行深人的谈话后k8凯发，才会架起照相机开始拍摄。这种从一开始就具有社会学田野调查色彩的方法，给予我们的启迪一点都不逊于后来的W.尤金·史密斯或者塞巴斯蒂奥·萨尔加多(Sebastiao Salgado) 。

　　汤姆逊在中国拍摄的照片涉及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有装模作样的清代文武官员，也有受人尊敬的文人；有富裕人家的成群妻妾，也有花船柳巷中的娼妓；有人工建设的奇观，也有壮阔的自然景象；有长须飘飘的隐士，也有吸食的瘾君子。而更多的则是形形的劳动者形象以及他们正在劳作的场面。当然他也抑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在北京时，他竟然说服了一位杨姓绅士，让他拍摄了一位内眷原本绝不可以示人的“三寸金莲”。根据他的叙述，这可能是因为这位杨姓朋友同样喜欢摄影的缘故。而在福州的麻风病村拍摄麻风病人，也足以证明他非凡的冒险精神。他所有努力的结果则是为人们提供了有关这个国家丰富而全面的视觉素材。当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k8凯发，这些图像和文字有很明显的为殖民主义者提供资料的倾向以及浓厚的商业目的。

　　汤姆逊摄影的另一个特点在于他对不同摄影景别的合理运用。在他的照片中，有恢弘开阔的全景，也有刻画入微的细节特写。这种有意识的扯远、拉近使我们一点都不会怀疑他的才华足以与今天的优秀摄影家相媲美。

　　1872年，汤姆逊结束了中国之旅后回到英国，次年他出版了《福州和闽江》(Foochow and the River Mi) ， 随后又出版了4卷本、共计200多张照片的《中国与中国人影像》(Illustrations of Chn a and Its People) 。26年后， 他出版了一本名为《用照相机穿越中国》的回忆录。在所有这些著作中，汤姆逊都撰写了大量丰富而叙述详尽的文字，这也深刻地提示我们，几乎从纪实摄影诞生时起，文字与照片相结合，是纪实摄影最有效和最基本的叙述方式。

　　丰富的实践让汤姆逊愈加相信摄影的见证力量。1877年，他与作家阿道夫·史密斯(Adolphe Smith) 合作， 用一年时间深入下层民众， 考察了伦敦那些被遗弃的人们：潦倒的经纪人、流浪汉、卖花人、乞丐、消防员、擦鞋人等，出版《伦敦的街头生活》(Street Lie in London) 一书。书中用伍德伯里印刷法印制的36张照片，“使我们能够呈现伦敦穷人的真正典型，也能防备外界指责我们刻意低估或夸大个别外貌的殊异”(阿道夫·史密斯)。很显然，他们是想用这些具有“无可置疑的准确度”的文字和照片，在国家财富膨胀的时候引起人们对贫穷的警惕。可惜的是，由于身处野心勃勃的维多利亚时代，这些照片虽然充满了同情心，但汤姆逊并没有进一步看到它鼓动和召唤人们进行社会革新的可能性。